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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

 来源 : www.beijing.icr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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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入日期 : 07/16/2010   ( 最后审阅 : 7/16/2010 )

简述《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

                           李秀琴[①]  丁丽萍

随着伊斯兰教于唐朝传入中国,《古兰经》也很自然的传到中国,因此,《古兰经》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已有1300多年了。然而,《古兰经》的汉文翻译,却是很晚才有的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兰经》主要在我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口耳相传,由清真寺的阿訇口头讲解,教众或满拉(清真寺的学生)聆听。由于宣讲范围有限,《古兰经》在中国虽说传入很早,但影响范围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穆斯林中间,其内容长期不为广大汉族所知晓,即使穆斯林,对《古兰经》内容的理解实际上也很有限。因此,以汉文翻译《古兰经》,不仅是向广大中国人传达伊斯兰教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广大穆斯林的一种迫切需要。

明末清初,一些精通阿拉伯文,同时又具有很高汉文化修养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开始致力于伊斯兰教典籍的汉文译著活动,写出不少很有水平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但他们始终不敢将《古兰经》的翻译列入译程,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的治学态度特别严谨,信仰虔诚,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伊斯兰教最有权威的最高经典,惟恐误译或曲解,表达不了原文的微言大意,使原意走样失真,自己也承担不了误己误人的责任。不过,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有《古兰经》经文的零星译句。后来,逐渐出现了对《古兰经》一些章节的选译,主要是穆斯林通常比较熟悉的一些章节,称为亥听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本《古兰经》汉译本,译者是非穆斯林人士。这样,终于拉开了《古兰经》汉译的序幕。迄今为止,《古兰经》的汉文译本已多达14。《古兰经》的汉译历史,大体经过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零星摘译阶段

对《古兰经》零零星星的片断摘译,始于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的汉文译著中,都有《古兰经》经文的片断摘译,但为数不多,其中著述最丰富的刘智,也只译过《古兰经》中最短的三章。

译文仿照《诗经》四言体,音节铿锵,韵律和谐,是字斟句酌、呕心沥血的结晶。开了翻译《古兰经》的先河。

二、重点选译阶段

选择翻译的重点是穆斯林平时喜欢诵读的章节,主要就是在穆斯林中广泛流传的《亥听》(《古兰经》文选),其中包括《古兰经》首章、几个长章中的若干节,以及第30卷中的若干短章,又称18个素来。最早的汉文“亥听”译本出现于19世纪末,即清光绪25公元1899年)在昆明出版的马联元译本。之后,此种译本连续不断的出版和刊行,直到目前还有新译本流传。《亥听》译本的阿、汉文对照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以至注音本有几十种,家喻户晓,影响广远。《亥听》的翻译,反映了穆斯林群众在不可能学习全部《古兰经》的情况下,对选本的实际需要,也从一个方面反应出穆斯林大众对汉译《古兰经》的需求。

三、顺序通译阶段

所谓顺序通译,即指从头到尾对《古兰经》进行完整的翻译。清代著名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及得意弟子马安礼便着手翻译整部《古兰经》,据说已经按照顺序翻译了前20卷,即整部《古兰经》的三分之二,可惜只保留了5卷,名为《宝命真经直解》,在马德新归真后将近50年之后,才在上海刊印了少量样本。最早的《古兰经》汉文通译本出版于1927年,在其后的约70年间,包括最早的译本,共有14种《古兰经》汉译本问世。简介如下:

1.《可兰经》

这是最早的汉文通译本,于1927年在北平中华书局出版。译者铁铮,汉族,不识阿拉伯文。该译本是根据日文译本《コーラン》并参照罗德威尔的英译本《THE KORAN》转译而成。译文采用文言文,按照卷次、章序连续编排,各卷各章之间未留空隙,每页书眉标注章序与篇名。卷首有译者所撰《凡例》,说明译者翻译的原则和态度,以及编订《古兰经》的模式等;《篇次别序》表格一页,标明经文降示顺序;《目录》五页;正文共计463页,三号铅字竖排,加新式标点。译文约23.6万字,仅有正文译文,没有注释。译者态度严谨、客观,在《凡例》中称“经文简洁、遒劲,故多直译,以存其神”;“经句长短错落,音调和谐,兹为求真记,不勉求谐韵”。因此,该译本虽属转译,但译文仍然比较忠实、准确,未失其真,确实做到了 “言下无虚”。译文虽用文言体,但语句简朴,明快畅达,容易理解。

译文简洁、典雅,可见一斑。纵观译本,仍然存在着术语概念缺乏固定措词,个别人称代词不甚准确,特别是对《古兰经》的主要词汇,对伊斯兰教所崇奉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主之名,译法不固定等的问题。译文虽有不完善的地方,毕竟暇不掩玉,作为一部汉族学者的译作,且不是从阿拉伯语直译的作品,加之是通译本的率先之作,在中国伊斯兰教译经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该译本刊行不多,流传不广,且绝版已久,读者不易找到。2005年,兰州穆斯林图书馆将该译本影印出版。

2《汉译古兰经》

1931年由上海爱俪园广仓学宭出版,该译本是继铁氏汉文通译本之后,《古兰经》的又一汉文通译本,翻译过程中虽有穆斯林人士帮助,但主要译者仍然是汉族学者。出版社广仓学宭是英籍犹太人欧司爱·哈同资助的社团,译文总纂者姬觉弥为哈同夫妇的总管家,又名姬佛陀,原名潘翥凤,曾远游欧洲、日本,并曾在土耳其寓居一段时间。该译本一般称“哈同本”或“姬觉弥本”,实际上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协作者中的阿文参证李廷相、薛天辉二人均为阿訇。译本采用古籍线装本版式,分订8一函。第一册序言部分,共收7篇序言,都是手稿石印。其中,江宁哈麟是一位穆斯林,序文日期的落款为“天方古历1349年赖默杂勒月”。主译者姬觉弥在序言中不仅声明他对待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是“既重其道,复敬其经”,而且表明了他组织相关人员翻译的态度是“再三考订,句求简练,文重雅驯”,同时还指出翻译《古兰经》的目的是“为仅懂汉文未读阿文者借此译本以窥大道于万一,非敢以汉文译本代天经也”。第册卷末附有薛天辉的《跋》。第二册至第八册为译本正文。全文约19万字,按照章段分30编排,中间标有卷次和章名,每卷页码各自编排,不相衔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不具备印刷阿拉伯文的条件下,仍在版权页上方印有库法体阿拉伯文“安拉之言”。译本采用文言体,对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具有一定汉文阅读能力的读者来说,并不难懂;在遣词造句方面,译文很注意保留原文的构句方式、词序排列和语气特征,同时又具有古汉语典雅朴素的文风。

译者力求译文忠实、准确,以表现原文风貌。译本有缺乏必要的注释、局部音译词汇未加意译、且偶有疏漏等问题,但作为多人参证、集思广益的译品,确实具有许多可供后人在翻译时借鉴的优点。特别是在译述过程中邀请懂得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学者作参证,扩大了汉族学者翻译的《古兰经》在社会上的影响。该译本可以说是回汉学者协力合作的成功译品。该译本也不易见到,2005年,兰州穆斯林图书馆将该译本影印出版。

3《古兰经译解》(甲本)

1932年北平回教俱进会刊行,这是《古兰经》汉文通译的第三个译本,同时,也是第一个由中国穆斯林学者翻译的《古兰经》汉文通译本,又是第一部直接由阿拉伯原文翻译成汉文的通译本。译者王静斋阿訇,又名王文清,天津回族人,8岁开始接受伊斯兰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26岁即学成毕业,“挂幛穿衣”,出任河北大兴县(今属北京)白塔村南寺掌教。王阿訇不但有扎实的经学功底,而且刻苦自学汉语、英语,博览群书,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王静斋阿訇投入巨大精力潜心翻译《古兰经》,译出4个通译本,除一部毁于战争外,其余三部全部刊行。《古兰经译解》(甲本)是王静斋阿訇的第一部通译本,虽然问世时间晚于铁铮和姬觉弥的译本,但其完成的时间却早于前两个译本。

《古兰经译解》采用绿色布面精装,16开竖排本,书名《古兰经译解》为镏金楷体,扉页有许宝衡篆体题签。译本卷首有徐世昌和许世英分别作的《序》,侯德山的《牟言》,三篇均为文言体。之后是译者的《凡例》10条和《标点用例》14则。在《凡例》中,译者认为《古兰经》“蕴义深远,词句古典,然并不艰涩难悟”,因此译文“只求达意,不尚藻饰”。对于翻译的态度,译者表明“不敢过于俚俗,则难免迁辞顾义致欠流畅”,以致有“字句有未臻妥善者,则当酌量译定……庶免南辕北辙之弊”;“有欠灵活之处,当详核而改订之,力僻从俗误解之弊,凡所订正均有依据,读者幸勿以标奇立异见讥”。译本由正文和译者的释文两个部分组成。正文按卷次编排,每卷标明页码,各卷之间另起页码,没有卷次总页码。释文以五号小字双行夹注于译句之间。正文597页,约30多万字。卷末附有《勘误表》。全书编排显目,正文突出;释文扼要明晰。相对于之前的铁铮和姬觉弥的译本,王阿訇的译本要更为准确、易懂。

4.《古兰经译解》(乙本)

《古兰经译解》(乙本)是第四部《古兰经》的汉译通译本,1942年在宁夏出版,译者也是王静斋阿訇,这是王阿訇在抗战时期全经译稿遭敌机轰炸焚毁后,“重振旗鼓、索居斗室,手不停挥、燃膏继晷、兀兀深宵”,终于补译成的结晶。题名仍然是《古兰经译解》,被称为“乙种本”。该译本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王阿訇应邀从重庆前往宁夏开办阿文讲习所时所使用的教材。后来马鸿逵捐资石印,分定十册线装,字体为眷抄者的行书,流畅美观,行款整齐。每册封面左侧贴有长条书名标签,以当时印刷条件而言,此译本的印刷装帧可以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印数很少,只发行了60部,已是珍本,颇不易见。由于该译本是译者在宁夏阿文讲习所使用的教材,故多用清真寺的经堂语加白话文译述,行文语气均明显不同于译者早期的文言体甲种本。

5《可兰汉译附传》

1943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的题为《可兰汉译附传》的译本,是第五个《古兰经》的汉文通译本,为通译本中第二个穆斯林之作。译者刘锦标,字冠豪,原籍河北省安国县,后迁居沈阳。受家庭的影响,曾“博览儒书”,对孔孟、老庄有所研究,著有《易理中正论》等汉文书籍。译者在翻译整部《古兰经》之前,曾译注过《可兰真经选本》,类似于在民间广泛流传得《亥听》。通译本《可兰汉译附传》是由刘锦标口译,他的学生洪复真笔录,并交由铁铮、张子文阿訇和谢锡恩阿訇校订之后出版的。译本为32开铅印竖排本,约50万字。卷首有谢锡恩的《序》,还有译者所作的《总传》,相当于绪论,主要阐发了译者有关“易理中正论”、“人道天道说”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贯穿于一系列的“附传”中。正文部分共有884页,按照卷次逐章连续编排,在书眉处标有卷次、章序以及章名。章名采用音译,并加有括弧意译或者说明所指。正文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经”是指《古兰经》的原文直译;“传”指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经和传交相出现,边译边释,即所谓“笔译数节后,即附以传释”。

总体观之,该译本译述庄重严肃,语句文白相间,阐明畅达,可雅俗共赏。译文中不乏行文流畅,即紧随原经,扣准字句,又对应表述之片断;某些译句,在细微处很重视原经的措词与表达口吻,自有其独到之处;纵览译文,也有瑕瑜互见、巧拙不均的译句。就“附传”部分而言,译者在这一部分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可能也是他译经的主旨所在。其中有对经文理解、发挥较好的地方。但将《古兰经》和易理联系,是其附传的基调或主旨,故不乏穿凿牵强、妄释离谱的解释。马坚先生论及此译本时,说它“借附传之机,加进‘大东亚共容圈’等与经典毫无关系的内容,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张目之嫌,从而大损译本的声价”,故此译本流传范围实际上甚为有限。

6《古兰经译解》(丙本)

这是《古兰经》的第六个汉文通译本,译者也是王静斋阿訇,1946年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这是王阿訇所译的通译本中最成熟、也是最受欢迎的版本。自问世以来,多次被海内外辗转翻印、影印或重排,流布极广,影响很大。该译本初版为布面精装的16开本,封面有白崇禧题签。卷首有译者的《凡例》20则,与乙本相同。卷末有译者用阿文撰述的说明4页,汉文标题《向海内同人说几句话——为什么翻译〈古兰经〉?》,另附汉文的《译者述》。译本采用畅达易懂的白话文,偶有经堂口吻,与乙本接近,但补充了大量注解及附说和书眉提要。全书有尾注1943条,每条从数十字至千字以上,全书约90多万字。与译者的其他两个译本比较,丙本的特点是行文更加通俗明快,表述也更为准确贴切,译笔忠实,语言朴素,“只求达意,不尚藻饰”,更能展现原文风貌;浅注详释,广征博采,也更益于读者。

19644月孙绳武在台北写的《重印〈古兰经译解〉简介》所述,译者曾向他谈过对三种版本的自我评价和想法,认为“甲种译解过文,不能通俗;而乙种经堂语,又非教外人所能了解;拟再出版丙种,译笔介乎甲、乙之间,以便读者[②]”,可知译者为广大的读者着想,倾向于以丙本为最终、最佳的选择,而本流布之广、影响之深,也正如译者所愿,该译本至今仍是穆斯林喜于阅读的译本。

7.《古兰经大义》

1947年,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出版了杨敬修翻译的《古兰经大义》,这是汉译《古兰经》的第七个通译本。译者杨敬修,字仲明,号秀真,经名萨里哈,曾考中过秀才,在北方的阿訇中有“杨才子”之称,先后在多地出任开学阿訇,曾在北京发起筹办“京师清真寺教育总会”,并和时子周、王静斋等名流筹划在天津兴办中阿大学,均未果。遂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的译述活动,著述颇丰,其中包括被经堂教育确定为“十三本经”的《中阿初婚》,翻译的《古兰经大义》等。

《古兰经大义》采用平装32开铅印竖排本,分上、中、下三册。译文按卷次、章节顺序排列,卷、章之间连排,未留空页,卷次划分仅在每卷起始处作符号标注。卷首有《凡例》六则,卷末附勘误表,全书无序、跋,总计约14万字。译文为文言体兼带经堂语,加新式标点。译文典雅凝炼,给人以古朴、庄重、严肃之感,字斟句酌,忠实直译,从句型结构到词序排列,推敲细微,尤为独到,是严格直译的范本。严格直译之外,重视原文语势、风貌、神采,具有艺术魅力,而又力僻堆砌华丽辞藻。译本印数有限,流传不广。

由于译本仅有直译,没有必要的注释,而且使用了大量专门术语,只作音译,不作意译;另外,还有不够普及化、大众化的经堂语,因此,对一些熟悉《古兰经》原文而又具有阅读汉语水平的阿訇来说,此译本可能是不可多得的,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仍不免感到生疏难解,能理解者寥寥无几。在译文中有个别措词、短语,或过于简略,或语气艰涩,或难揣愿意。但是总体来看,《古兰经大义》以其扣紧原文、严格直译著称,风格典雅、凝重,不失为“高档次”的译作,在《古兰经》诸译本中独树一帜,自有其应有位置和传诵价值。

8《古兰经国语译解》

《古兰经》的第八个汉文通译本,是由时子周翻译的《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2由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理事会出版,后由香港伊斯兰联会重印。此译本主要流传于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侨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地区。译者时子周,又名时作新,天津人。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一度在中学任教。1969年在台湾归真。译者在为教胞讲解伊斯兰教教义时,需要引用《古兰经》,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译本。他觉得已经出版的译本,“或则文辞过于艰涩,不易使人了解,或则仅译大意,未能存真;而且印刷有限,流传不广,教胞由大陆迁台,携来更属有限”,不仅“教内人士颇感研读教义之苦”,且教外人士“更加莫测高深”。时子周不识阿拉伯文,他是根据尤素福·阿里的英译本转译,并经熊振宗、常子萱和定中明三位精通阿拉伯文的学者根据原文校正完成。因此,该译本虽在扉页上仅署主译者时子周之名,但在版权页上则是四人联名。

译本为32开竖排本,布面精装,分卷编排,各卷单列页码,同时加排相互衔接之总页码。正文共908页,约70万字。译文和注解用不同字号区别排版,清晰显目。译文按节次提行处理,标号冠于节首顶格处,便于查索。释文连续计数,共2117条,均分条提行而不连排,插入译文中。译文参考吸收了王静斋阿訇丙种译本的精华,某些关键性措词与句型结构颇经慎重推敲,与王译本同中有异;译文多紧扣原文,语言简炼,力戒经堂口吻,尽量运用国语。现举第89章《破晓》第27—30译文与注释为例,以见译文风格的一斑:

译文中也存在少量译句略带语病,表达含混;对于一些不适合作理性分析的经文内容,译者还是侧重于理性的分析等,但暇不掩玉,此译本仍不失为汉译《古兰经》的较好译作。译者自言,“一字一句务求存真,未敢有所增删,以致译本仍多欠流畅”,乃是对此译本最确切的评价。

9.《古兰经》

1981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翻译的《古兰经》,这是汉译《古兰经》的第九个通译本,也是孕育过程甚长、准备阶段很久、公开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译本。1986年,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局在麦地那印刷了该译本的阿、汉文对照本。当代中国穆斯林学习《古兰经》,多用这个译本;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也多以此译本为依据。

译者马坚先生,字子实,号自适,经名穆罕默德·麦肯,云南人。自幼学习阿拉伯文和汉文,后在西北著名经师虎嵩山帐下学习,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31年赴埃及留学,先后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国立阿拉伯语文学院学习长达8年之久。回国后,一直从事教学和著述事业。194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设阿拉伯语专业,成为北大东方语文系的创始人之一。该译本在1945年已基本上译出,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册(前八卷),带有详细的注释,为32开繁体字竖排平装本,卷首有《译者序》和《凡例》8则。此外,还有一篇题为“古兰经简介”的长文,全面的介绍了《古兰经》。后因译者身体状况及其他多种原因,直到译者归真前,通译本的注释和译本的核校仍然没有完成。译者逝世两年多后,即1981年,通译本终于得以出版。但为保持译本全书体例一致,前八卷的注释没有随译本出版。译本为大32开简化字横排本,正文487页。卷首有白寿彝教授《序》,另外,还保留了译者1949为前八卷带注释本撰写的《自序》和《古兰经简介》的节录。卷末附《参考书目举要》,以及译者夫人马存真的《后记》。全书约29.4万字。

马坚先生的这个译本,虽不附注释,但仍不失“忠实、明白、流利”,译文简洁、凝炼、措词明快,不显雕琢之痕,较好地保持了原文庄重古朴的风貌。这部凝聚着译者数十年心血的通译本,素雅中蕴含深沉,平淡处见出功夫,不仅在学术界受到高度评价,而且在广大穆斯林中也受到欢迎,几近家喻户晓。

10《古兰经韵译》

《古兰经》的第十个汉文通译本,是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古兰经韵译》,分阿、汉对照本(上、下册)和汉文单行本同时刊行。译者林松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云南人。《古兰经韵译》是中国第一部用带韵散文体翻译的《古兰经》译本,也是第一部以阿、汉对照形式编排出版的译本。在通译本刊行之前,译者曾以韵文体翻译出版了《古兰经文选》(即《〈亥听〉选本》),并带有简注,受到广泛好评。译者在《古兰经韵译·后记》中说:“对韵译的摸索,绝不是想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事实上国外早有先例可循,我的主观动机不过是想把它富于韵味感的特征,借用中国音韵丰富的汉语尽力转达”,但在译注过程中,“常感到作茧自缚之苦,亦有词难尽意之憾,更有因韵损意之忧……”。

译文按卷分章逐节编排,对照本查核方便。各章均设有题解,对章名由来或历史背景作了必要介绍。另外,还加有简明尾注,累计约1898条。译本分两种版本,版式编排以阿、汉对照本为主,按卷次分章逐节对照,原文、译注均分开,各占一页,依照阿拉伯文书写习惯,全书从右向左翻;汉文单行本则是抽印于对照本,正文页码及版式与之完全相同。二者都是32开布面精装本,汉文本共计1162页,约82.4万字,卷首有白寿彝教授题词,李士厚先生题诗,封面有马松亭阿訇的汉文题签。目录前有《例言》10则,卷末附录是有关朗诵的几种符号说明、祈求词、《古兰经》各卷一览表、六十年来汉译《古兰经》版本介绍等,最末是译者《后记》。

《古兰经韵译》独具风格,在理解原经内容的基础上,扣准原有词汇,尽力以相互吻合的句式译述,把握经文蕴涵的精神和语言风貌,译文虽押韵,但不追求构句的整齐,保持散文格式,错落有致,偶有注重上下句修辞手法之处,均依随原经风格。力求音韵铿锵、节奏和谐。不过,由于追求句尾押韵,偶或亦有少许因韵损意、词难尽意之处。

11.《〈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

198911月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由仝道章翻译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这是《古兰经》汉文翻译的第十一个通译本,也是第一个由海外华侨翻译的通译本。译者仝道章,原籍安徽,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英文的造诣很深。上世纪70年代,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任总编辑,后因报业风波被捕入狱。在狱中,以颂读《古兰经》了以慰籍。于是,“心胸开阔,灵智明朗”,进而“化悲愤为力量”,决心翻译《古兰经》,遂以惊人的毅力和气概,仅用了九个月零五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但是他并没有急于出版,而是在出狱后,经过十几次重译、校订、注释、整理、眷抄,先后打印五次征询意见,经历了长达17年的时间后,才寄回祖国出版。译者不懂识阿拉伯文,译本是根据尤素福·阿里的英译本转译的。在反复校订的过程中,前后参照了英、汉、法译本19种及大量其他资料。

译本为16开阿、汉对照横排本,分布面精装本和护封豪华礼品本两种。卷首有译者撰述的“祈祷词”和马松亭阿訇的题词:“提高穆民文化素质,发扬伊斯兰文明”,还有《伊玛目王世明哈志序》、《林松教授序》和《译者的话》三篇序文。卷末除了译者的《后记》外,还附有:《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列圣世序表》、《重要人名地名对照表》、《阿拉伯语读音简介》、《参考书目》、《阿语发音参考书目》等附录。

正文部分共计722,按卷次、章序、分节编排,共约85万字。较之其他汉译本,此本的特点是:开篇有引言,内容有提要,颇有助于阅读经文;译述经文,忠实原文,语言畅达,;解说简明,注释扼要。附录中的《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是该译本最独到、也是其他译本所缺乏显著特色;对某些专用术语和特定称谓,译者采用了中国穆斯林惯用的、近于约定俗成的措词。

12《古兰经》

《古兰经》的第十二个汉文通译本,是1990年伦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由周仲羲翻译的《古兰经》,译者是旅居英国的华侨穆斯林1949年肆业于南京大学。后留学巴基斯坦,就读于阿哈默底亚大学,一度留校从事研究工作。1986年移居伦敦并开始翻译《古兰经》。译本以阿、汉文出版后,主要是在海外的穆斯林中传阅,流传到国内的不多。

译本为32开硬壳纸面精装本,分为正文和释文两部分,共计1452页。注释共计1829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简介有关的其他章节,以阿拉伯数字标注章、节序数;另一部分为详释文字,是注释的主要部分。卷首有李发沈(扬江)撰写的《序言》、译者《例言》15则及《致谢》一篇,还有开列的《参考书籍目录》。卷末附有《阿文单词和说明》、汉文译词《索引》、《各种语文〈古兰经〉翻译一览表》。

周译本的突出特点是对“含意隐晦”的经文,一律在正文中用直接意译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在脚注中补述其依据来由。这种处理,与诸译家以音译为主、注释为辅的译法刚好相反;对个别词汇,译文也独树异帜,不仅与众不同,甚至在该译本中也不尽一致。另外,某些译句虽与诸汉文略有差异,却不失为独到的体会,颇有可取的价值;而且注释详细、辅助性资料丰富。但与此同时,译者在注释中多处刻意表达被正统派视为异端的阿哈默底亚派观点,特别是否定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使者的观点,更激起穆斯林读者的强烈反感。

13.《古兰经》

1995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马振武翻译的《古兰经》影印本,是第十三个汉语通译本。此译本突出特点是采用了严格的经堂语体,可以说是全面整理并反映几百年来经堂语教学的结晶,译文所用的表述方式及词汇,都是纯粹的、浓郁的经堂语。这样的译文,对长期习惯于听阿訇按照传统方式讲经的乡老来说,会感到津津有味,倍加亲切。因此,这是一部比较适合经堂教育出身但汉文水平较低的“尔林”阅读的理想译本,而对于一般读者,特别是不知道经堂语的读者来说,就比较晦涩难懂。值得指出的是,译本中还使用了经堂教学中发明创造的一种汉语拼音符号小儿锦即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写汉语,记录并保存了很有可能失传的宝贵资料,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值得永久珍藏。

14.《清真溪流古兰经》

《古兰经》的第十四个汉文通译本,是1996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发行的《清真溪流古兰经》,译者沈瑕淮。该译本一个显眼的特征是译者将一些颇不相干的文章同尊贵神圣的《古兰经》并列,与译文装订成一本书,颇有不敬之嫌,而且这些文章中还散布了敌视大陆的政治言论,这种借出版《古兰经》之机,宣泄政治言辞的做法,显然已经脱离严谨翻译治学之道,故其译本问世后,并无多大影响,相反,倒是受到海峡两岸穆斯林舆论的指斥。

以上,就是14《古兰经》的汉文通译本的一些简单的情况。这些译本,对于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5.《《古兰经》译注》

《〈古兰经〉译注》是第十五个汉文的通译本,于200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6月再版。该译本通俗贴切,注释简单明了,是一部有初中文化程度即可阅读的翻译和注释作品。《〈古兰经〉译注》80多万字,经文与注释分列。注释词条11000多条,摒弃了各种非阿拉伯语译本,其注释参考书,都是从多种阿拉伯文版本中选出来的,力求使之成为当前最具权威的汉译注释本,作者并不妄加注释。一部分是从各种参考书上摘取后注释的,以“译者”署名与所注释加以区别。译注过程中,作者还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经堂用语,加以说明。译本中《译经偶拾》即《勘误表》,是在《古兰经》汉译过程中参照已经出版的《古兰经》汉译本,根据《古兰经》的原文或经文提出来的一些见解,只选了其中的三十条,近10万字,供读者参考。《〈古兰经〉译注》的护封、内封、环扉由回族青年艺术设计家程全盛先生设计,伊斯兰艺术风格明显,书卷版面右为阿拉伯文经文,左为汉文译文,对应排列,版面下方为简明注释,使人在阅读经文、译文的同时进一步理解经文大意。16开版面、840多页。

在中国,除了上述14种汉文译本之外,还有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古兰经》译本,即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维吾尔文的译本, 1986年由民族出版社在北京出版,译者买买提·赛来,出生于伊斯兰学者世家,曾毕业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通晓阿、波、土(耳其)等语。翻译历时6年,参阅研究了大量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穆斯林权威学者的有关注疏及论著,并参考波斯文、土耳其文译本。译本为阿、维对照布面精装16开本,阿拉伯原文缩小影印,置于版面上端中间的位置,维吾尔文围绕原文编排,逐节标上号码,以便对照。译文按卷次、章序及分节编码,偶有少量释文,以小号字排为尾注。卷首有译者前言,卷末有十几位学者、毛拉署名的推荐短文。正文共611页,612~633页是名词、术语解释、参考书目。译文以直译为主,译笔简炼,表述准确,行文流畅,偶有脚注,对有关人物、事件、典故略加解释。译本问世后,深受欢迎,多次重印,累计印数已达219500部。

哈萨克文译本是由哈萨克族的两位穆斯林学者哈再孜和马哈什合作翻译的,1990年由民族出版社在北京出版,首35000册。译本为阿、哈文对照布面精装16开本,扉页上用两种文字注明译本是以圣地麦地那印本为蓝本翻译的,编排方式与前述维吾尔文译本相同,只是所采用的原文版本在字体上不同。正文共604页,605~626页为名词、术语解释,卷末有《后记》一篇。

 



[] 李秀琴(1963~),回族,甘肃兰州人,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丁丽萍(1983~),回族,宁夏吴忠人,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

[] 转引《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455页,台北兴台印刷厂《古兰经译解(丙本)》1964年重印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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